請輸入關鍵字!
2019-12-05   星期四   農歷冬月初十    
面向人類口頭表達文化的跨學科思維與實踐
——朝戈金研究員專訪
創建時間: 2018.05.03 09:25:00

摘要:20世紀末,肇始于美國的“口頭程式理論”經朝戈金等中國學者的積極引介、翻譯與在地化運用,在進入中國后的20多年中,不僅催生了中國民間文學和中國史詩學的學術研究范式轉換,而且漸為民間文學以外的其他鄰近學科提供了認識論與方法論意義上的理論參照與技術路線。在本次訪談中,朝戈金分別從口頭傳統的本土化實踐、20世紀多學科學術研究范式整體轉換規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中國史詩學的未來、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等5個方面展開了話題。朝戈金的議論,視野開闊,時時跨過學科界限和藩籬,深具啟發意義地解讀了人類表達文化背后的思維活動通則。摘要:20世紀末,肇始于美國的“口頭程式理論”經朝戈金等中國學者的積極引介、翻譯與在地化運用,在進入中國后的20多年中,不僅催生了中國民間文學和中國史詩學的學術研究范式轉換,而且漸為民間文學以外的其他鄰近學科提供了認識論與方法論意義上的理論參照與技術路線。在本次訪談中,朝戈金分別從口頭傳統的本土化實踐、20世紀多學科學術研究范式整體轉換規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中國史詩學的未來、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等5個方面展開了話題。朝戈金的議論,視野開闊,時時跨過學科界限和藩籬,深具啟發意義地解讀了人類表達文化背后的思維活動通則。

關鍵詞:口頭傳統;史詩學;本土化實踐;學術范式轉型;跨學科

姚慧(以下簡稱姚):朝老師您好!近幾年來,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數民族文學和民俗學兩個領域,在民俗學中更偏重于口頭傳統,口頭傳統中又側重于對史詩的研究。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到民俗學與文學的銜接。除案頭工作之外,您還廣泛參與社會實踐,比如“非遺”的國際參與和評審工作,以及某些國際學術活動的參與和策劃,乃至推動。我們的這次訪談將圍繞您的這幾個重點領域展開,意在梳理您的學理性思考。我注意到,您在中國史詩學學術史回顧與國際學術話語體系,特別是前沿理論的梳理、總結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您這樣做的動機是什么?像您這樣隨時追蹤把握國內外研究前沿和問題域,對您提出的“構筑‘中國史詩學’體系”以及“創立口頭傳統研究的‘中國學派’”的主張,有什么樣的助益?

朝戈金(以下簡稱朝):其實任何一個學者,假如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學術突破、學術創建和學術特點是什么,都需要在整個學術陣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也是驅動我們梳理學術史的原因。有時,新話題的出現是由新技術、新觀念和新的認知世界方式的提升所帶動的。在這一點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是一致的。比如在物理科學領域,19世紀經典物理學肯定沒能囊括低溫超導等前沿領域。我們有些社會科學的學者不能很好地參考同行的成果,只是關起門來做自己的學問,如此一來,就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是大量重復前人的成果,缺少創新性問題意識,缺少對自己學術的精準定位,二是自己的研究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當然了,任何一個領域的學術梯隊構成都呈金字塔型,真正能夠拉動學術前進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多數人做的只是材料梳理和知識傳播工作。當然這也符合事物的正態分布規律。

姚:對學術脈絡的梳理與總結看似簡單,但實際操作起來卻不容易,尤其是對于青年學者而言。

朝:當然!你首先需要長期的積累。我曾說過,勞里?杭柯(Lauri Honko)和約翰?弗里(John Miles Foley)是20世紀兩位最偉大的史詩研究專家,像雙星閃耀;格雷戈里?納吉(Gregory Nagy)和理查德?馬丁(Richard P. Martin)是杰出的古典學者;涅赫留多夫和日爾蒙斯基是20世紀俄蘇學術體系中的著名專家;德國的海西希(walther Heissig)在蒙古史詩母題系列等方面貢獻卓著;卡爾?賴歇爾(Karl Reichl)是歐洲當今最權威的突厥史詩專家。我有底氣這么說,不是因為我會神機妙算,不是因為別人先這樣講,我不過是重復,而是因為我做了扎實的資料準備工作。學術史的梳理不是隨口就能說的,你如何定位和評判同行,這是需要積累的。不做大量功課,怎么能說出來龍去脈和彼此的異同呢?

姚:我大概能理解您說的,認識別人和認識自己往往也是相通的。

朝:可以這么講。

姚:在這類成果中,我注意到《國際史詩學若干熱點問題評析》像是一個轉折的標志,此文是在國際理論前沿和世界各國田野案例的基礎上,圍繞中國史詩資源和史詩學理論的討論而展開的,再以中國豐富多樣的史詩案例來回應、反思國際學界的既定概念、理論和方法,其中所討論的史詩界定的新維度、比較詩學的研究方法等論題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這里呈現的是基于中國史詩研究實踐而產生的對史詩的傳統要素及認同、本真性和典范性等問題的深入思考。從中可看到我國史詩研究界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的自覺意識。如果說直到20世紀末中國的史詩學者多是在努力追隨西方學界史詩理論的話,那么近幾年的中國學者,尤其是您本人,在《史詩認同功能論析》《國際史詩學若干熱點問題評析》《“回到聲音”的口頭詩學:以口傳史詩的文本研究為起點》《“多長算是長”:論史詩的長度問題》等幾篇論文中,已經在主動參與國際學界前沿學術問題的深度思考與建構,由此,是不是可以認為,口頭傳統理論的本土化實踐正在逐步實現?那么,您認為現在與未來中國史詩學研究的重點、難點以及創新點分別是什么?

朝:這個“轉折”是你的解讀,我倒不完全贊同。其實我在《從荷馬到冉皮勒:反思國際史詩學術的范式轉換》一文中已經涉及了你說的問題。我們之所以要改造口頭程式理論,是要實現其在地化,而且這個過程中一直伴隨著中國材料的大量運用,同時力求國際化的問題意識。我們的追求是,一方面,不是給西方理論做中國的注腳;另一方面,也不沉溺于強調自己文化的特殊性而認為我們事事獨特,跟你無法對話。有些問題是大家可以討論的,學術界有通則,有基本的學理性概念術語和規則。雖然我們用的材料有所不同,你偏重印度,他注重中東,另外一個人可能側重中國,但大家到最后都會回到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上。魯斯·芬尼根(Ruth Finnegan)之所以在國際學界有名,就是因為她一直從非洲的材料出發做利姆巴人(limba)故事講述等非洲口頭傳統的研究,她提出的“史詩是世界性現象嗎”等問題,最后也都回到了基本理論的探討上。我認為,杰出的人文學術并不在意你用的是什么材料。比如在《多長算是長》一文中,我盡量用不同國家的材料來討論一些更基本的規律,因為只建立在中國材料基礎上的理論提煉,有可能會被認為是基于地方經驗,所以最好是兼用東西方材料。

我是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我曾對史詩學的術語闡釋設定過基本規則,目的就是在討論問題之前就告訴大家我談的口傳史詩、句法、步格、韻式等分別是怎樣界定的,這些概念至少在我的話語體系內部是清楚的,有理論來源的,其中一些概念既參考了文學理論工具書的表述,也基于我的研究論域進行了拓展或附加說明,如我們怎么界定“傳統”。這樣的努力其實本身就是朝向建設中國史詩學體系和口頭傳統的。所以說,我覺得這里所說的轉折,不見得是從《國際史詩學若干熱點問題評析》這篇文章才開始的。再說,我在早前與弗里合寫的《口頭詩學五題:四大傳統的比較研究》,也是在廣泛的中外比較中談基本問題,如什么是一首詩, 很多人覺得這都不是問題,但它就是問題。在不同的傳統中,對一首詩的理解千差萬別。還有,像“什么是語域”這樣的討論,其實一直都是在廣泛國際對話與比較視野中進行的。至于《國際史詩學若干熱點問題評析》一文,那是我在史詩講習班上做的一個總結發言,后經整理形成文字的。雖然是偶然之作,但沒有長時間的積累也無從談起。

姚:您認為,現在口頭傳統理論在當下中國的本土化實踐進展如何?

朝:主要的理論創建最初是洋人做的。中國在今天和今后能做什么,可能做什么?我想,需要考慮幾個維度:其一,中國口傳的活形態性。現在中國擁有極為豐富的口頭傳統,形態多樣、分布廣泛、活態傳承,是最好的田野場,這是世界上很多地方不能比擬的。具體說,中國多樣復雜的語言類型、經濟生活、文化生態、族群特點、宗教信仰等,為觀察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其二,中國擁有像苗族的指路經、布依族的盤歌、彝族的克智論辯、哈薩克族的阿肯彈唱、蒙古的好來寶等很多地方性的獨有文類,對它們的深入研究,既可為整體性的思考提供新鮮經驗,也有助于解決更根本的全局性的問題;其三,雖然中國學者在最初的理論建設上參與較少,但我們后來并沒有被落下太遠,而且緊隨其后,追蹤他們的主要學術脈絡和基本的學理性思考,這為我們在他們的基礎上拓展和發展我們自己的學術提供了良好基礎。要知道,這也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做到的,比如*,他們關于口頭傳統的相關研究一直都不太積極,在這一點上我們走在了有些國家的前頭,我們既有豐富的資料,又有比較好的眼光向外博采眾長的姿態,如果二者結合得好,相信是能夠做出成績來的。

姚:您剛才提到其他一些國家沒有做到,我們做到了,這得益于當時您、巴莫曲布嫫和尹虎彬老師赴芬蘭暑校學習的經歷嗎?或者說原因是什么?

朝:有關系,當時民俗學圈子里被稱作“口傳”的“四大金剛”的,在我們三個人之外,還有劉宗迪。2003年我們一道在《讀書》上發表了談口傳的四篇文章。我們幾個人先后參加芬蘭暑校,在美國學習,這些經驗可能給我們帶來了重新看待當時國內知識體系與知識生產狀況的別樣視角。與史詩研究相類似,當時國內的整體研究主要偏重于基于文學學的民間文藝研究,而且還多少受到庸俗社會學方法的影響。而與之相比,西方同行已經在別的維度和層面上討論一些更涉及對象內在特質和規律的話題了。所以,有所倡導,有所實驗,也是順理成章的了。

回想起來,當時通行的民間文學研究的理論范式已經越走越窄,歌謠學偏重于社會背景和文化思潮的討論,故事學則側重于形式結構的故事母題分析,研究論域上很少拓展。我們不是將口頭傳統看作是一個個具體的事項,只停留在信息技術的層面來討論它,而是將其作為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從更基本的層面來討論問題。我們的史詩研究之所以在口頭文類的研究中發展順利,也與此有關。對口頭傳統、口頭詩學整體性的理解提升了我們對史詩理解的理論層次。當然,史詩研究整體上也有很寬的譜系,有些文章是一般性的資料梳理,有些是重復前人的觀點,有些則屬于前沿性、探索性的,關注更為根本理論問題的成果。

姚:20世紀民族音樂學界也出現了類似的學術范式轉換,音樂學學者開始轉向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民族音樂學或音樂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事實上口頭詩學理論與此類研究在方法與視角上有相通之處,您認為幾乎在同一個時期、不同學科先后出現相類似的學術范式轉型的原因是什么?

朝:不光是民族音樂學,諸如口述史等新學科的出現也與此有關,趙世瑜稱其為“眼光向下的革命”。從《原始思維》《野性的思維》到20世紀60年代關于口承與書寫“大分野”的爭論,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的推出,再聯系到整個20世紀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所形成的大時代背景,就可以理解是什么催生了這種“眼光向下”。

就拿我們熟悉的領域說,上個世紀70年代出現的“民族志詩學”的宗旨也是要打破歐洲韻律和詩歌的觀念。總之,整個20世紀對底層文化、邊緣文化的關注,是一種明顯的趨勢。只不過不同學科怎么轉,何時轉,彼此有差異而已。依照我們的一般推斷,最容易抱殘守缺的一個人文學科,應該是古典學,但在20世紀60、70年代他們也在不斷地完成類似的范式轉向。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是古典學者,荷馬是口頭詩人便是由他提出的。

姚: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否受到了人類學的影響?

朝:并不完全是,人類學的影響只是一方面。大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思潮,不會簡單由某一單一學科發動,進而形成席卷之勢。信息技術的討論、古典學的追問、人類學的成果、語文學的推演、民俗學的深耕,所有這些學科,都發揮了或多或少的作用。

姚:可能在同一時代背景下大家會有一種共同的看待問題、看待事物的方法?

朝:對。準確點說,是至少會有一批人在立場轉換上、方法論更新上,形成某種趨同性。

姚:如果說口頭程式理論賦予了中國史詩學方法論嬗替和論域轉換的話,那么當下的熱點領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又帶給了中國史詩學怎樣的影響?

朝:“非遺”保護其實是一種實踐操作和工作技術路線,并不怎么涉及學科理論。當然它對學術工作是有影響的,如史詩研究中就有一些與“非遺”保護相結合的新話題。隨著“非遺”保護工作的實施與推進,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不僅配備人員、下撥經費,而且在政策方面也給予大力支持,以致在學術研究中產生了某些連帶性的反應,其中包括對三大史詩、南方史詩學術研究的影響。同時,在資料建檔和傳承工作方面,也都有各方重視帶來的影響,當然,這些影響也不都是正面的,學術還是需要特立獨行,卓爾不群,需要有眼光,有見地,不是哪里熱鬧,就群起追隨。

姚:“非遺”保護確實有實踐操作的層面,但我想可能還有另一個層面,就是全球一體化中人亡歌息的現象,它與“非遺”保護其實是同一層面上的問題,這應該也是一個國際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與現實。您作為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理事會主席和承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評審機構的中國民俗學會會長,在與國際學界的密切交流中,您認為有哪些問題是國際學界共同關注或達成共識的,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當下與未來又能為國際學界提供怎樣的經驗與智慧?

朝:這就不是一個純學術的問題了,這個話題可以說得簡單點——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文化標準化是一個晚近的趨勢。所謂“標準化”,是一個更寬泛的概念,比如英語等語言的廣泛使用;流行音樂、好萊塢電影行業的整體性全球化運作以及這套文化產品生產制作的全球同步化;討論哈利波特的,除了其生產國,還可能有法國人、肯尼亞人、韓國人;發布活動可能這次在巴黎,下次在上海。全球文化市場的整合在不斷將大家的文化與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放置在一個共同的消費場域中,而今天的互聯網又在繼續加劇這套運作模式。

在這個大背景下,所謂的“人亡歌息”,寬泛地理解就是傳統文化藝術正在全球的不同地域遭受很嚴重的沖擊,不論在棉蘭老島、印度支那,還是在非洲、東亞和中亞,人亡歌息的現象隨處可見,作為專業工作者,我們所能做的也是有限的,有時候就像古建專家一樣,要研究古建筑的建造圖式、具體的工藝流程及其背后的知識體系等,寄希望于盡量長久地保護它,盡量別讓它垮掉。同理,民間文化的研究者也希望能盡量保留那些優美的傳統,使其活在當代。但大家都知道,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不少不能適應當代社會的傳統就會淡出人們的生活,還有一些可能變換形式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生存與發展。譬如我們或許是希望老百姓除了看電視,還能聽評書就好了,但不知道這種愿望能否實現。當然咯,傳統也不會說消失就消失的。文化發展有其規律,老百姓也有聰明才智,新時代也需要植根在歷史的沃土上,所以,無論是“非遺”保護工作,還是民俗學學者的職業態度,我們都應該將社區、傳承人與老百姓的文化自主權放在首位。我們不能替他們決定什么,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恪守專業倫理守則,知道我們專業工作的界限在哪里。

姚:中國史詩學剛剛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優勢學科陣列,您作為這個項目的負責人,同時又是中國史詩學學科建設的領軍人物,您將會在優勢學科的平臺上從哪些方面繼續推進這一學科未來的發展?您對中國史詩學的青年學者寄予怎樣的期待與希望?

朝:這個話題不好說,學術當然是薪火相傳好,但也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學術傳承,比如雖然19世紀到20世紀,歐洲一些國家都出現了大師級的東方學家,但他們的薪火并沒有都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全世界到處都一樣,一個學術制高點,一個重鎮,說衰退也就衰退了。學術的管理體制是否健全,學校當局是否會把它當一回事來重視和好好經營,或者年輕的一代學者是否有這個抱負和胸襟,發展特定學科的歷史條件到底是不是合適,有時候戰爭、經濟危機等因素也會影響學科建設和梯隊建設。所有這些變數加在一起,你只能寄希望于學術的傳承,好好教育學生,指導學生,然后聽天由命吧。

姚:從學術層面看,中國史詩學的未來會是怎樣的一番景象?

朝:我不樂觀,也不悲觀。口傳史詩研究首先要勤奮,要對社會人生有整體性的理解,光是書本知識不見得夠用。史詩學很多問題的解答,不是足夠聰明就能推導出結論來,不懂得民間藝術在民間生活中的樣子,不懂得老百姓的真實生活,有時候說起話來就會荒腔走板,不得要領。此外,語言的訓練,年輕一代未必就輕易能夠超越前輩。眼下中國人文學術處在一個頗為尷尬的時期,許多人文學科,都面臨類似的問題,古文字、宗教、歷史等學科,都面臨杰出人才短缺的局面。優渥的報酬、輕松的工作、舒適的生活,是年輕人普遍追求的生活狀態。很少有人愿意皓首窮經,花多年功夫去做一件很艱苦的事。所以也不好說今后的史詩學術一定會步步提升,精彩迭現。

姚:從1995年您的《第三屆國際民俗學會暑期研修班簡介——兼談國外史詩理論》開始,口頭程式理論不僅影響到漢族民間敘事的研究,而且也被應用到藏、蒙、彝、土、滿、苗、壯、瑤、白、回、傣、京、錫伯、納西、土家、哈尼、柯爾克孜、哈薩克、裕固、保安、維吾爾、達斡爾、傈僳、赫哲族等眾多少數民族口頭文學的研究中,尤其還被鄰近學科的學者所采納,被應用到民族音樂學、戲曲和曲藝、民間美術等的研究中,在敦煌變文、山西秧歌、戲曲口頭劇本、詩經、楚辭等專題研究中,可以看到有多方面的運用。您如何看待口頭程式理論在中國的這種多民族、多領域、跨文類、跨文化的多樣化實踐?為什么口頭程式理論能夠對中國20世紀末以來的多學科領域產生學術視野與研究方法層面的有力影響?

朝:原來我曾想就民間藝術的某些基本規律做些探討。其實對口頭文類的規律總結,口頭程式理論有見地,抓住了核心特質。但從另一方面說,民間藝術還有更為根本的規律,其中語詞藝術的規律總結,只是一個環節。不過,這個環節和其他民間藝術門類在整體精神上是相通的,就是某種程式化的表達方法,在語詞藝術領域,程式、典型場景、故事范型等,都有一套被美國的弗里教授叫做“大詞”的表達單元,如某些“特性修飾語”的運用,如特定場景的處理,像形容將軍的勇敢、姑娘的美麗、戰爭的殘酷、景色的優美等,它都有一套相對固定的對應辦法,以“經濟”或“儉省”的策略,以盡量有限的手段,處理繁紛復雜的故事情景,這是民間藝術的智慧。

再往遠一點說,炕圍子畫、剪紙、泥塑、年畫、民歌等,哪個藝術形式不是高度程式化的?固定的主題,模式化的表達手段和技巧,相對固定的含義指涉,在長期的發展中逐漸被符號化了,歲寒三友松竹梅、仙鶴神龜長壽、蝙蝠寓意福、鹿寓意祿、花兒中的牡丹,蒙古民歌中的駿馬等,不一而足。符號化是一種藝術具象的抽象化,而抽象化帶來的“典型化”和藝術感染力,又是不夠抽象的藝術所不大具備的。

對這些民間藝術現象進行深入思考后,會覺得這些藝術形式背后的規律是相通的。現在民族音樂學的某些成果也受到了口頭程式理論的影響,假如不久后其他民間藝術門類的專家也從口頭程式理論中獲得啟示,我也不會奇怪,因為民眾日常生活和他們的藝術智慧,在處理相似情景時有相似的策略。口頭程式理論雖是針對文學和口頭傳統而提出的,但它總結出來的規律卻可以在很多藝術門類的分析研究中發揮某種示范作用。

姚:您最初引進口頭程式理論到中國來時,有想到日后這套理論會對學術界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嗎?

朝:想過。最初我陪賴歇爾去新疆做調查時,翻譯了他的一篇關于口頭程式理論的論文,當時我對民間文學不太感興趣,只是覺得譯了一個新鮮的東西而已,并沒有太深的印象。從90年代開始,從參加芬蘭暑校開始,轉向做一些民間文學的研究。我的研究領域也從作家文學轉到了蒙古史詩、草原文化研究上,在這一轉向過程中,我一開始也是不自覺的,后來在芬蘭暑校的史詩小組,就發現他們討論的話題都很深入,也有意思,就逐漸萌生了通過新方法論的引入,沖擊一下當時國內的學術。一次,在哈佛旁邊的燈塔街(Beacon street)的公寓,我和尹虎彬在那兒聊天喝酒,聊到有哪幾個理論介紹到國內是最有用的,我們倆一致想到了口頭程式理論,所以引介這套理論到中國來,我們是有策劃的,不是隨機生發的。當時我們覺得此事若能促成,將來定會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姚:近年來,很多學科領域都在關注跨學科或跨界研究,您在《國際史詩學若干熱點問題評析》一文中提到“比較詩學”的研究視野,此類研究可以打破學科壁壘與邊界,使研究者跳出自身的局限,觀察人類共有的文化思維與表達之根,但同時跨學科的比較研究又會對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對此您有什么樣的經驗與方法可以與學界同仁分享?

朝:其實所謂跨界不跨界是比較匠氣的說法,學富五車、融會貫通的大師,他才不會管你什么領域界限的事兒,他一出手往往就是漂亮活兒,他的境界和眼光就在那兒。像季羨林,高興了弄一下糖史;像王世襄老先生,鳥籠子蟈蟈罐兒,桌椅板凳,無不是精深學問。我認為,對學術工作是否有興趣,對文史哲相關知識是否有統攬式的眼光、廣博的知識積累,邏輯思維是否綿密,語言表達是否精準,這些都是人文學科學者必備的基本素養。所以說,對一些問題的通盤考慮,會讓你具有不同的眼光,你分析問題、回答問題時,你就不大會受限于學科本身。你說我談論的是一個戲劇學的問題,還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我才無所謂呢。所以所謂跨界不跨界,這都是奇怪的說法。如果是經營領域,原來是搞電商的,后來跨到了金融領域,這是跨界,但學術沒有這樣的界限。

姚:有時候某些看法是被自己設定的一些條條框框所束縛。

朝:而且是沒出息的人才會這樣做,因為知識本身是沒有邊界的。當它作為人類更廣闊的精神領域譜系中的特定環節和部分時,我們為了研究方便對其進行分類,用動物學、植物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學科來劃定其范圍。說你是某某領域專家的時候,是指你要在某個領域從事某項工作,而不是說你只能在這個領域回答問題。當然你要謹慎,跨出去講話時,你得小心,準備不足說錯話會讓人家笑話,但不是說我是個歷史學家,我談論文學就犯規。

姚:您今天談論的話題很有意思,使我受益匪淺,相信也會帶給其他青年學者更多的啟示,謝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訪,我們今天的專訪到此結束。(本文原載于《社會科學家》2018年第1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口頭傳統視閾下藏蒙〈格薩(斯) 爾〉史詩音樂研究”(批準號:16CZW068)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峰戰略優勢學科“中國史詩學” 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介紹:

朝戈金,男,蒙古族。1958年8月出生于內蒙古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文學學士、碩士,北京師范大學法學博士(民俗學方向)。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少數民族文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目前擔任的主要國際學術職務有: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理事會主席(CIPSH, 2014-),國際史詩學會會長(ISES, 201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評審專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培訓中心(CRIHAP)管理委員會委員,國際共識年(IYGU)指導委員會委員等。國內學術兼職主要有:第七屆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評委,中國民俗學會會長,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會長,中國蒙古文學學會副主席,中國大眾文化學會副會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副主任。擔任《民族文學研究》主編,以及《中國社會科學》、Oral Tradition(《口頭傳統》美國)、Cultural Analysis (《文化分析》美國)、Aman Johiyal Sudulul(《口頭文學研究》蒙古國)、Эпосоведение(《史詩研究》俄羅斯)等十幾家中外學術刊物編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中國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分卷》副主編,任第三版《中國文學》副主編,兼任《少數民族文學分卷》主編。

研究領域為民俗學、民間文藝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有著作、論文、編著、譯著、譯文在中國、美國、*、俄羅斯、蒙古、越南、馬來西亞等國以多種文字刊布。代表性成果為《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概念、對象和范圍》《“多長算是長”:論口頭史詩的長度問題》《”回到聲音“的口頭詩學》《口傳史詩詩學:冉皮勒<江格爾>程式句法研究》(著作)、《從荷馬到冉皮勒:反思國際史詩學術的范式轉換》“Mongolian Epic Identity: Formulaic Approach to Janggar Epic Singing”等。其中后三種先后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二等獎。因在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貢獻突出,2009年獲文化部先進個人表彰及獎章。蒙古文學研究方面的成績得到學界肯定,當選“中國蒙古學2014年度人物”。俄羅斯薩哈共和國議會于2015年表彰朝戈金在國際學術交流中所做出的貢獻。目前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格薩(斯)爾搶救保護與研究”和“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研究”的首席專家。

姚慧(1982- ),博士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史詩音樂研究、民族音樂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高手平码复式资料